产业园区最初定义为由独立组织规划并提供工业建筑和基础设施的绿色空间。它类似公园，在规划中强调建筑密度小，在管理中保持优美环境。20世纪中期，美国和加拿大的产业园区（industrial park）、英国的企业区（enterprise zone）、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团地等，伴随着郊外的高速公路、购物中心与复式厂房建筑的发展而兴起，适应了自由布局型企业的需求，这一些企业不堪内城的交通拥挤和社会混乱。
20世纪50年代末，少数产业园区演变为研究园区，如美国的斯坦福研究园区（Stanford Research Park）和加拿大的舍瑞顿科技园区（Sherid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硅谷等高技术区域的成功，引发了世界的“硅谷热”。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少学者批评国家和地方政府匆匆地扑到科技园的浪头中，可能会引起无效地利用公共资源，不过，科学园区、技术城、科学城等规划建设的高技术中心的势头不减反增。
与此同时，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和爱尔兰香农出口加工区的成功，促使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美等地区出口加工区的繁衍，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也兴起经济特区，提供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借助外力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机会。新加坡选择裕廊这个水网沼泽地开发工业地产（industrial estate），创造了工业化奇迹。
现在，产业园区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园区的门类多，数量大，分布广，等次各异。国家很多部委先后设立了产业园区；地方政府都把园区规划建设作为工作的抓手。征地、建园区、组建招商队、打造千亿元产业的做法非常普遍，各地多以做优做强特色产业，补齐产业链短板，获得经济稳步的增长作为目标。然而，一些项目建设周期很长，未来不确定性很大，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深思：什么是特色产业？啥地方能成为有产业竞争力的新空间？
美国学者波特（M. Porter）等人曾在调研后提出，国家和地方的竞争优势往往是在特色产业（special industry）领域中创造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所有产业部门都获得成功。波特把特色产业定义为能够持续地向他国出口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产业。著名的“钻石理论（Diamond Theory）”就是在此论断的基础上提出的。
全球和本地是一对矛盾。一方面，国际认同的管理知识、编码化技术知识在全球扩散，可替代、可模仿的生产在类似的加工园区里重复地进行着，这种情景就像世界各地的麦当劳店铺一样。另一方面，由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稀缺及关系的特殊性，隐含经验类知识和技术诀窍深埋在某些地方，那里的人们会共享文化和价值观，集体认同社区的发展愿景。这种地方是另外的地方难以替代的。
在全球经济的激烈竞争中，重要的是产业社区的文化渊源。本文所提到的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包括19世纪的马歇尔式产业区和20世纪意大利式的新产业区，与产业园区在中文翻译中只差一个“园”字，意义却大不相同。产业区理论作为产业集群理论的重要分支是需要知晓的。
在1994年卡斯特尔（M. Castells）和霍尔（P. Hall）的《世界高技术园区》中提到了马歇尔式产业区，用以观察协同作用和创新环境。1996年10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的工业发展回顾研讨会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罗波斯多夫（T. M. Roepstorff）在报告中也对中国听众讲了意大利式产业区的社会意义。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 Marshall）1890年论述了产业区，他的著名观点是分工合作的小企业从“产业的秘密在空气中”获得好处。1978年意大利社会学家巴卡提尼（G.Becattini）发现，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CAD/CAM）之后的意大利小企业集聚与88年前马歇尔在英国所观察的产业区类似，他将新产业区定义为居民社区和生产系统相互渗透的社会-地域实体。各国学者们基于调研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认为新的产业区（意大利式产业区）具有嵌入性（embeddedness）（我曾译为根植性）、创新性（innovativeness）和机构稠密性（institution thickness）等特征。在新产业区内，企业之间形成了相互学习等非贸易相互依赖的关系。
嵌入性是1957年波兰尼（K. Polanyi）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嵌入到制度之中。1985年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强调社会网络对经济行为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的创新系统学说认为，虽然非正式交流可能增强创新机会和地方才智，但如果本地企业的关系松散，则一定要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将企业嵌入本地，构筑起交流与合作的创新系统。
产业区的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重视了地方的文化渊源。无论外部经济发展形势如何变化，产业区是使企业能够扎根的地方，或在原产业进行持续研发和产业升级，或进入新产业，持续创新。
在全球化背景下，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从事低成本制造或服务的专业村镇，由于生产的片断化和模块化，供应商的知识被限定在产业的低端环节，这些村镇会落入依赖外力的“专业化陷阱”。一旦要素成本提高或政治动荡，这些看似有景观特色或生产专业化的地方就会发生产业转移。低水平制造就像牧民在草原上放牧，追逐的只能是下一块草原。产业不升级，永远不能摆脱疲于奔命的境地。
中国从1979年开始兴起的大量专业化村镇，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找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离岸外包活动，以及当地农民企业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是在很多发展历史较短的产业园区里，企业互信的产业文化还未形成。一些专业村镇有几率会成为企业瞬间消失的场所。此外，这一些地方的专业化（我曾经称为“弹性专精”）虽然表面上与意大利式产业区的柔性专业化类似，实则二者生产范式不同，前者主要是个性定制生产，后者是大批量生产。
本文聚焦纺织服装产业，尤其是毛织产业，体会产业区的地方特质和文化渊源。这是我在产业区研究中对“嵌入性”的新感受。
看过《温州一家人》的都知道意大利小城普拉托，它的纺织业可追溯到中世纪。在20世纪60年代，普拉托出现了基于社会信任和合同规范的柔性生产组织方式，慢慢的变多的中小企业进行专业化分工和合作。普拉托是学者们笔下意大利式产业区的典型之一。查米纳德（C. Chaminade）等学者2019年发现，普拉托这座充满纺织业底蕴的古城正在进行发展路径的更新，从产业区外部，寻找来自新产品制造商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新知识来源，补充高技术的服务，保持意大利制造的卓越。
中国的浙、苏、粤、鲁、闽等21个省区共有200多个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主的县镇，除了浙江绍兴柯桥、江苏吴江盛泽、广东佛山西樵等一些县镇以外，大多数的发展历史还不到40年。浙江桐乡濮院、广东东莞大朗和河北清河是中国三大以毛纺织产业为主的县镇。有报道说，近几年大朗毛织业出现了从生产向商贸转变的趋势，有生产企业向外转移，以减少相关成本，例如60多家大朗纺织企业到广西贵港平南县集体落户。
那么，需要思考的是，大朗毛织产业会不会随着产业转移而消失？那些正在大张旗鼓地投巨资、打造大面积纺织服装产业园区的地方，是不是能够复制大朗的发展经验？我建议回味一下大朗镇毛织业在短短40多年中所形成的专有特质和文化渊源，再体会一下，为什么在大朗镇的毛织、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三大“支柱产业”中，毛织业是最具底蕴和活力的产业。
大朗电视台播出的《大朗·时光·味道》中有几句优美的解说词，描述了大朗毛织的历史：“毛织的味道如红荔甜暖，包裹着满满的辛勤与坚守，泪流淌在血脉里，平淡无奇却又令人念念不忘”。大朗毛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归功于镇党委和镇政府坚持发展以毛织产业为主的民营经济、毛织创业者的艰苦奋斗和毛织行业协会的持续努力。老百姓想做毛织，政府想干毛织，都要追求提升，追求先进、追求时尚，思想十分统一。领导班子换了一届又一届，发展毛织产业不动摇。
大朗毛织来自香港产业转移。1979年香港协和织造有限公司开办毛织一厂，之后港资其他毛织厂进入，1995年前后港资企业退位，本土企业主宰，毛一品牌创始人陈贵德等一批又一批企业家成长，并吸引了山东如意集团等外地厂商。在政府对设备更新改造的支持下，大朗的手摇横机在短短几年内全部换成电脑横机，促进了产品研究开发、创意设计、机械制造的技术进步。政府还提出建设10平方公里毛织产业商圈，并成立了大朗镇毛织行业管理委员会。大朗的毛织、设计、机械、电商、纱线个行业协会非常活跃，通过搭建各种平台，实现共生共荣。大朗数字贸易产业服务中心、电商共享中心、毛织人才驿站、毛织设计研究院等相继成立。
多年来，大朗持续举行了织交会、毛衣节、春季纱线展、设计大赛、技能大赛、流行趋势发布会、设计师年会等活动，组织了国内行和外出参展等，提升大朗毛织影响力。2020年11月第19届中国（大朗）国际毛织产品交易会举行，2021年3月17日在中国纺织纱线展览会和中国国际针织博览会上，东莞大朗毛织102家企业抱团参展。
目前，大朗毛织已形成了深厚的文化渊源，大朗的毛织元素与城市精神已融在一起。一篇大朗人的文章写得好：最敬佩你的，就是闻名遐迩的“毛织”……在我的眼里，你一直不断地努力着，你的努力是为了让生活在你怀里的人们更幸福、更快乐。随时代的发展，你开始寻找科学的方式来让自己会变得更强大、更健壮。你原本是多么的平凡，到今天的繁盛，是你自己努力的成果……
大朗毛织是富民强镇的特色产业，从业20万人。在中国毛织第一村——大朗巷头社区，几乎每家都有人从事毛织相关的工作，村民收入的90%来自毛织业。2013年的产业微电影《织城梦想》讲述了一个女孩怀着“将大朗设计带向世界”的追梦故事，2015年《织越时空》展示了大朗一代又一代毛织人对毛织业的坚守和追求，该片的关键词是“研发设计”“毛织电商”“自主品牌”，全片以“大朗将来是世界的”结尾，展现了大朗毛织业的雄图。
目前大朗毛织正在向智造产业、时尚产业和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它在原创设计、智能制造和新型纱线方面的升级措施是前瞻性的，例如通过培育品牌、普及自动化设备、举办设计大赛、与专业院校合作等。“大朗”区域国际大品牌已经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注册。我相信，发展历史仅有40多年的大朗毛织业已经初步形成了别处难以模仿的专有特质，能使大部分创新型企业根留本地，大朗毛织业升级的道路将越走越宽。
关于大朗毛织业的经验是否可复制，还必须顾及它兴起时的国际市场机遇和后来转向国内市场的艰苦努力。在近期承接产业转移的另外的地方，打造园区需要从市场需求出发，逐渐培育本地企业家和创新氛围，否则将会落入投资陷阱的尴尬境地。
王缉慈, 朱凯, 2018. 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33(2): 1-7.
王缉慈等, 2019. 创新的空间——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王缉慈，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经济地理学教授，持续关注国内外产业园区和创新集群。本专栏以园区之思为主题，求索园区的初衷和未来。